是灰色规则、内部章程、非正式制度、规则背后的规则？在作者吴思眼里，潜规则有了一种更精确、更直观的诠释：趋利避害的计算公式。看似宏伟辉煌的华夏史，在虚伪的规则章程的背后，真正起支配作用的却是潜规则；看似文明繁华的神州大地，却是潜规则的沃土。潜规则不仅贯彻于中国的历史长河，还存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边边角角。吴思先生眼光犀利、视角新颖，潜规则不仅古代大行其道，现代也盛行其风，于是这本书给人的思考不仅具有引人深省的意义，还有前车之鉴的现代内涵和现实意义。

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山西巡抚（省府一把手）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。路过代州（今代县），当地一些里正（类似村长）和绅耆（类似老知识分子或退休老干部）拦住轿子告状，反映驿站在征收号草中的问题。（1）拦大官的轿子和敲登闻鼓告状一样，都是很叫官员反感的行为，所告事实如有出入，按规定就要打八十板子，这是足以要老头们的性命的责罚。韩愈说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，让这些老头和村干部感到不公平，非要鸣一声不可的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

    清朝的驿站近似现在的邮政局，号草就是驿站马匹食用的草料。这些草料由本县百姓分摊，按期交纳。那些老人和村长控诉说，驿站收号草有两条不公平，一是大秤不准，经常七八十斤号草上秤而秤不起花；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家人交纳使费，不然他们就不肯收。

    第一条无须解释了。第二条，用当代语言来说，就是非得再掏一笔辛苦费，才能请动驿书和“家人” 的大驾，麻烦他们收你的号草。驿书近似现在的县邮政局领导，“家人”则是县令的私人亲信，近似生活秘书。《大清会典》规定，驿站的财政费用由当地州县政府提供，州县官员派亲信来收号草，就体现了这份权力和责任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告状者的无奈：县令的家人敲诈勒索，怎能不拦住省府大员告状？

    据申启贤巡抚自己说，那些老头拦住他告状的时候，他已经生了病，性情烦躁，也没有深究是非对错，就下令掌责呈诉者——打了那些老头一顿耳光。不过刚打完就后悔了，心里感到不安。他说，那些挨打的老头“俱白发飘萧”，他害怕这顿耳光会打出人命来。于是将此案件批给道台张集馨（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）亲自讯问，在半路上申巡抚又专门写了一封信，叮嘱张集馨处理好这件事。

    申启贤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。人们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拦路告状，却不见得去“京控”。去北京上访是一件代价很高、成功率却很低的事情。但是出了人命就不一样了，苦主轻易不会善罢甘休。再说那些老头和村干部还可以分担“京控” 的费用，这就不仅愿意告，也告得起。一旦进入告省府官员的京控程序，就可能有钦差大臣下来调查。按照常规，钦差大臣会抹平此事，但是省、地、县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，二三万两银子的“钦差费”肯定是免不了的。按粮价折算，二三万两银子将近500万人民币，逞一时之快值不值这笔巨款，申启贤不能不犯嘀咕。以上推测没有计算良心的作用，不过就我所知，申巡抚虽然不是恶棍，但他的良心也不是很敏感，不算也罢。

    我想讲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开始。

    经过调查，张集馨发现，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道刁难的号草，按规定竟该由政府向民间购买。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。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，大概就是2毛多钱1公斤。当地每年收驿草10多万斤，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2万元，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。张集馨写道：“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，民习安之。”

我想强调一句：这里显现了三种公平的标准。按照正式规定，老百姓在名义上的权利竟然如此之大，他们不仅不应该被官府的黑秤克扣，不应该交纳使费，相反，他们还应该从官方拿到一笔卖草钱。这当然是头等的公平，但只是名义上的东西，并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标准。“民习安之” 的标准，是白交驿草但不受刁难，这是比正式规定降低了一个等级的标准。百姓胆敢不满意的，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费，并不是白交驿草。官吏和衙役们得寸进尺，想让老百姓在认可第二等标准之后再认可这第三等标准，村干部们不肯认账，这才有了拦路告状。

在潜规则下，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一个又聋又瞎的大块头，比如明朝的弘治皇帝不知天下军民贫困，吊死的崇祯皇帝恨“诸臣误我”，统治者是规则的制定者，但独处深宫的他们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，被左右蒙蔽还天真地认为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，殊不知早已天下大乱，江山早已旦夕祸兮。在潜规则下皇帝往往总是被人蒙蔽和最后知道真相的那一个。这固然与统治者长年不与外界直接有关，更多的是“村骗乡，乡骗县，一级一级往上骗，一直骗到国务院。”的社会“潜规则”现象，统治者到底应该相信什么，执政者到底应该兼听什么偏信什么，这确实是中国政治自古至今的痼疾。

张居正总结说，人们怕那些吏，一定要贿赂那些吏，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，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。

        另据《竹叶亭杂记》记载，清代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，名叫“贼开花”。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，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，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，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。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利，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，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。官府将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，每报一案，往往牵连数家，“贼开花”由此得名。那些被只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，只能只认倒霉，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，打点差役。官吏捞足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，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。

解决上面类似的问题，有的地方的做法是成立一个同乡会之类的组织，然后大家一起交点钱，每年给吏胥送上一些钱。看上去就像跟黑手党打交道一样。

下面引用作者的话：

   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，有了这种权力，没有钱可以有钱，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规矩。这叫“势所必至”。势之所至，潜规则生焉。即使这规则不合法，也可以转弯抹角把它装扮起来。

    吴思先生的书给了我们当今这个浮躁和潜规则的社会敲响了警钟，给我们的社会注入了正能量，我们现在的社会更需要拒绝潜规则，更需要的是正气，我们在辨清潜规则的历史真貌后，更应该想法设法改造现代的社会，不要陷入潜规则的恶性循环中才是公平之道。